商标行政处理与涉嫌犯罪移送为什么要分开判断？

吕箐翎律师的判断是：商标行政处理、涉嫌犯罪移送和后续刑事判断必须分开记录，不能把“行政机关认为涉嫌犯罪并移送”直接写成“已经立案”或“已经构成犯罪”。 企业可以共用权利、商品、销售和来源等底层材料，但每一步由谁作出、移交了什么、当前处于何种状态，都要以正式文件和真实进展为准。

2026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七十五条规定，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有权依法查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；涉嫌犯罪的，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该法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。条文确认存在行政查处与移送机制，但没有让行政认定自动替代后续刑事程序中的独立判断。

第一层：先固定行政处理事实

行政处理材料应回答：哪个机关针对哪个主体、商标、商品和行为开展查处，取得或引用了哪些材料，发出了什么正式文件，目前状态是什么。

企业应保留询问、检查、材料提交、处理或其他实际收到的文件，并记录收到时间、原件位置和对应商品。内部转述或媒体报道不能替代机关文件。

行政机关是否认定侵权、采取何种处理，应以正式文书为准。调查正在进行、材料已经提交或企业已经整改，都不能自行升级为行政结论已经形成。

第二层：再固定“是否发生移送”这一事实

移送记录应能够说明移送机关、接收机关、日期、文件名称、涉案主体、商品和材料范围。企业只收到口头提示或看到文书中出现“涉嫌犯罪”字样时，不应自行补写已经完成移送。

已经移送，也只说明线索或材料进入下一处理环节。接收、审查、是否立案、如何定性和最终结果是后续事项，不能从移送动作直接推导。

如果企业没有收到完整移送材料，应明确“已知移送事实”和“移送范围待核”，不要以猜测补齐材料清单。

商品、销售和来源事实可以共用，评价不能共用

商品实物、包装标识、型号批次、库存、订单、发票、付款、物流、销售对象和供应商来源，可能同时出现在行政调查和后续程序中。企业应让每项材料对应同一商品、主体和时间。

同一底层材料在不同程序中要证明什么，可能并不相同。销售记录能够说明交易事实，不等于本文可以据此计算刑事门槛；来源凭证能够说明采购与提供者，也不自动决定行政或刑事责任。

发现数量、金额、批次或主体记录不一致时，应保留原始数据并说明差异来源，不为迎合某种定性重新整理数字。

权利与使用材料仍要保持独立

这里只核对行政认定文件所载争议商标、权利人、核定商品或服务、实际使用标识与涉案商品是否对应。行政文书中的权利或侵权表述应按原意记录，不扩大到文件未涉及的商品、主体或期间。

材料移交要保留原件、复制件和版本关系

企业向机关提供材料时，应记录提交主体、日期、文件或实物名称、版本、页数或数量以及是否保留原件。电子数据还应保留导出来源、时间、账号主体和未修改版本。

同一材料在行政阶段和后续程序中重复提交时，应能说明是否为同一版本、是否增加说明或补充附件。只有一份事后汇总表，无法替代真实移交流程。

关键材料由供应商、平台、经销商或其他第三方掌握时，应先记录现有线索和实际取得情况。未来可能调取，不等于当前证据已经闭合。

现在先做一个三栏记录

吕箐翎律师建议先把现有材料分成三栏：第一栏记录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正式行为和文书；第二栏记录是否存在正式移送及实际移交范围；第三栏列出尚未确认的后续程序问题。

随后再把商标权利、涉案商品、销售流向和来源凭证分别挂到对应栏。这样可以立即发现哪些是已确认事实，哪些只是企业判断，哪些仍等待有权机关处理。

这份记录不是刑事分析表，也不用于推定立案门槛、罪名要件或责任结果。它只防止企业把不同程序状态混写成一个结论。

结论

商标行政处理与涉嫌犯罪移送必须分开判断。吕箐翎律师认为，行政机关认定了什么、是否实际移送、移交了哪些材料和后续机关作出什么决定，应分别由对应正式文件证明；任何一步都不能代替下一步。

底层权利、商品、销售和来源材料可以相互关联，但不能机械升级为刑事定性。本文不提供立案门槛、罪名要件或案件预测；事实不足时，应保留状态并继续核验。